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第十集：要做行动上的巨人

        “铁锁”是武晖的小名。

        “来，小朋友，进来进来！”窑洞内，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晖轻声叫着。

        武晖没有动，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，只不过身材瘦小，显得小罢了。

        那年，武晖14岁，比习近平仅仅小一岁，在知青到来之前，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。他是一名初中生。

        武晖没有进去，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。他看知青，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。

        那时正是寒冬腊月，天气很冷，但知青们不会烧炕，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，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晖会不会烧炕，武晖说：“当然会了。”在农村，哪个娃娃不会烧炕？武晖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。

        就这样，武晖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。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“铁锁”，他也记住了六名知青的名字。

        武晖兄弟姊妹七个，家里人口多、劳力少。当时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是最穷困的。

        武晖的小名“铁锁”隐藏着一个辛酸的故事。武晖曾有一个哥哥，出生不久就夭折了。武晖出生后也体弱多病，父母就请算命先生为他“保锁”，所以为他取了小名“铁锁”。

        “保锁”是陕北的一种习俗。小孩子出生后体弱多病，就要“保锁”以消灾避难。被“保锁”的孩子，家境好的，通常佩戴一把银锁；寻常人家的，一般用12个顶针串起来当锁。这个锁一直要戴到12岁生日时，再举行一个“解锁”仪式。

        “解锁”后的武晖仍很瘦小，虽然生在农村，瘦弱的他却很难适应农村繁重的劳动。即使锄地这样别人看来最轻的活儿，武晖也受不了。他经常借口解手，跑到沟里坐着，直到队长叫他，才回去劳动。一开始，他跟知青一样挣6分，后来有所提高，但从来没有达到过10分。

        武晖个子小，但人很聪明。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。武晖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，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，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“翻译官”。

        “翻译官”的角色让武晖增添了不少自信。因为彼此住得不远，武晖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。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，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、窗台和枕边的书。        1973年，习近平和延川县北京知青雷平生（左一）、陶海粟（右二）、雷榕生（右一）在延川。（来源：《学习时报》）

        上学这几年，他除了课本，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，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。起初，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，一页一页翻看。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，就对他说：“喜欢就拿去看。”

        他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“知道了十万个为什么该多了不起啊！”武晖心里甜丝丝的，走路也神气起来了。

        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。他如饥似渴，兴奋不已，再也舍不得放下。饿的时候，他啃着糠团子，捧着书，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。

        看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母亲》《静静的顿河》等。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。

        他从王燕生、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，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。武晖说：“我欣赏他们，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。”

        武晖觉得，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。习近平说：“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，有更丰富的知识，通过学习，人增长了见识，汲取了知识，就会变得更坚强、更强大。”

        在习近平的影响下，武晖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渐渐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。

        1973年，他和习近平一同报考大学。成绩出来了，他被延安师范学校录取了。

        武晖上学走的时候，习近平送给他30斤粮票，又拿出一件王燕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，对他说：“你把这件大衣拿上，到了学校又能穿，又能当被子盖。”

        武晖毕业的时候，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。武晖先是被分配到文安驿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导主任，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，其后又下基层，先后担任城关镇、文安驿镇、禹居乡的教育专干。但无论到哪里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，做行动上的巨人。        1970年，生产队专门修建了6孔知青窑洞。习近平就搬到了那里，直到1975年离开。图为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。（来源：新华社）

         1987年，武晖调任禹居中学校长。他没想到禹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：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，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，校园里堆着垃圾，长着荒草，砖头碎石散落一地……

         武晖明白了，这是老师人心散了，信心没了！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！

        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武晖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。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，自己带头执行。学校门口、操场、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。

        不到一个月，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，早读有琅琅读书声了，课堂活跃起来了，自习安静下来了，学生放学有队形了，教师上课有精神了……禹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。

        武晖清楚，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关键在于教学质量。他树榜样、立标杆，组织教学观摩，奖勤罚懒，老师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，禹居中学的教学工作迅速步人正轨。

        第二年，武晖带着一名老师到延安市教育局申请到一个教学楼建设项目，并很快实施。不久，一座崭新的教学楼矗立在禹居中学的校园里。他又跑到乡上、县上争取支持，配齐了教学设备，师生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新教学楼。

        禹居中学变了，里里外外都变了。人们说：“禹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，武晖不容易。”

        不容易的事还有很多。1993年，武晖调任永坪镇教委主任，正遇上全县狠抓“普六”，要求乡镇农村学校“班班都要有教室，人人都有课桌凳”，入学率必须达到99%。

        武晖对永坪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说：“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，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。”

        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一听，武晖说得对，就与延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，很快建起一座五层教学楼，永坪村一步迈过了“普六”关。

        按照同样的思路，永坪镇多方筹资，所有学校都实现了“普六”达标。

        2000年，武晖调到永坪中学任总务主任。四年里，他与校领导一起，搞规划、跑项目、找资金，又当协调，又当监工，人不歇脚，脚不停步。一座公寓楼、一座教学楼、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……终于让永坪中学彻底变了模样。

        2014年，武晖退休了。临走之前，他独自来到校园里，东走走，西望望，舍不得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