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,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,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,两溜儿高照,各处皆有路灯。上下等人,皆打扮得花团锦簇,一夜人声嘈杂,语笑喧阗,爆竹起火,络绎不绝……”
这是《红楼梦》的第53回,曹公笔下生花,精彩的笔墨下尽是旧时王公过节的华丽。
春节,作为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,历来也是文人骚客笔下的主题。不管穷人家,还是富人家,丰俭由人,却都要自己动手,才能品尝到年的味道。
跟着这些作家,一起细细品味年的滋味、年的气氛、年的愿景。
按照北京的老规矩,过农历的新年(春节),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。“腊七腊八,冻死寒鸦。”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。可是,到了严冬,不久便是春天,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。
在腊八那天,人家里,寺观里,都熬腊八粥。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。
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。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,封起来,为过年吃饺子用的。到年底,蒜泡得色如翡翠,而醋也有了些辣味,色味双美,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。在北京,过年时,家家吃饺子。
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,羁旅凄凉,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,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?
而所谓家,至少要有老小二代,若是上无双亲,下无儿女,只剩下伉俪一对,大眼瞪小眼,相敬如宾,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?
北平远在天边,徒萦梦想,童时过年风景,尚可回忆一二。
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。年菜是标准化了的,家家一律。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,连下水带猪头,分别处理下咽。
一锅炖肉,加上蘑菇是一碗,加上粉丝又是一碗,加上山药又是一碗,大盆的芥末墩儿,鱼冻儿,肉皮辣酱,成缸的大腌白菜,芥菜疙瘩——管够,初一不动刀,初五以前不开市,年菜非囤集不可,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,吃倒了胃口而后已。
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村风乡俗中,四时二十四节色彩缤纷,而最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郁乡土风味的,却是二十四节之外的春节。
村南村北、村东村西,一片杀猪宰羊的哀鸣。站鸡笼子里,喂养了一个月的肥鸡,就要被开刀问斩。
家家都忙着蒸馒头和年糕,穷门小户也要蒸出几天的豆馅团子。天井的缸盖和筛子上冻豆腐,窗沿上冻柿子,还要渍酸菜。
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,男人们却蹲篱笆根晒太阳,说闲话儿。
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,欢乐而又庄严。阖家团聚包饺子,谁吃到包着制钱的饺子最有福,一年走红运。
院子里铺着芝麻秸儿,小丫头儿不许出屋,小小子儿虽然允许走动,却不能在外边大小便,免得冲撞了神明。
不管多么困乏,也不许睡觉,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,猜谜语,讲故事,这叫守岁。
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,梆声才能锅里下饺子,院子里放鞭炮,门框上贴对联,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,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,老人要赏压岁钱,男孩子可以外出,踩着芝麻秸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,压岁钱装满了荷包。
天麻麻亮,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。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:“恭喜,恭喜!”“同喜,同喜!”
我平时串百家门,正月初—要给百家拜年。
出左邻入右舍,走东家串西家,村南村北各门各户拜了个遍,这时我才觉得得到了公认,我又长了一岁。
退回去几十年,在我们乡下,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。
那时,在我们的心目中,只有春节才是年。
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——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,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。
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,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,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,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、很难到达的目的地。
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,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,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,而且还惧怕过年。
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,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。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,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,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,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。
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:过了年,我又长大了一岁;而老人们则叹息:嗨,又老了一岁。
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,而对于大人,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。
现在,如果愿意,饺子可以天天吃,没有了吃的吸引,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,人到中年,更感到时光的难留,每过一次年,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。
没有美食的诱惑、没有神秘的气氛、没有纯洁的童心,就没有过年的乐趣,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,为了孩子。
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,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,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。(来源:新华日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