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地现户籍“非转农”现象 中国城镇化期待新思路

“非转农”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

　　“非转农”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，并非全国普遍现象，“非转农”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、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，具体而言，可以分为三类。

　　第一类以高度的农村工业化为特征，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。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为大城市的腹地，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工业，农村工厂和市场遍地开花，交通便捷，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幅缩小。以浙江为例，浙江义乌等地农村的许多百姓都自己办厂开店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当地规定，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，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元以上，如果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3层小楼就值600多万元。

　　第二类是以发达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分红为特征，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。在这些地区土地收益根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，这意味着拥有当地的农村户口，就能够有从土地经营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珠三角很多村庄集体修建工厂出租给外商，至今仍有大量的租金收入，当地村民按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红利。因此，珠三角很多地区的农民即便有“农转非”的机会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出去。

　　第三类大量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了郊区的发展，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，一旦拆迁或者土地征用，能够获得大量补偿。

　　在上述三类情形中，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，农村公共服务比较齐全，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小。

　　“进城不转户”的牵制力与排斥力

　　除“非转农”之外，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民愿意进城，但并不愿意转户口。这主要源于农村土地后顾之忧的牵制力以及半截子城镇化的排斥力。

　　农民对进城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土地，尽管国家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，但各地在制定城镇化具体政策时多以农民的土地为条件，土地换保障、土地换住房等政策曾经大行其道。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往往是最后的生存保障，以此为代价进入城市，农民必然心存疑虑。

　　为了消除顾虑，解决新市民的社保、就业、发展等问题就至关重要。然而很多地方只顾把农民转移出来，农民的生活成本提高、就业困难、城市融入情况差，同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，上楼致贫问题不断出现，让农民放心且自愿地放弃农村户籍成了困难的事情。

　　当前的现实是，只能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农民转户进城的主要承接地，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，对农民缺乏吸引力。

　　这体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行政级别特征，即城市很多资源的配置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的，行政级别高的大城市获得更多资源，行政级别较低的市县镇则获得较少资源。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京津冀地区，北京、天津两个直辖市资源集中，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，而环绕北京、天津的河北省却有很多贫困县，因为资源过不去。以往的城乡统筹，是把资源都统筹到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去了，乡镇、县城发展较难。

　　与发达国家“逆城市化”的异同

　　发达国家“逆城市化”其实是城乡均衡发展的结果，我国上述现象的出现与此既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区别。以美国为例，其郊区或者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大都市基本等同，但却能够较便宜地拥有宽敞的住房、便捷的交通和空气质量高的环境，对中产阶级吸引力很大。大量的中产阶级外迁就形成了逆城市化现象。

　　美国有6000多所大学，在大都市的很少，大都集中在小镇上，形成富有特色的大学镇。美国不少企业也愿意把总部设置在小镇上，形成公司镇。在这种格局下，人口、就业机会和资源就从城市向农村流动，形成了发达国家的“逆城市化”现象。在大学镇与公司镇，由于只有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人才能够在这里就业，相反大城市则能够提供更多低技能的基础性工作，于是出现穷人往大都市跑，富人到乡村工作的人才逆流动。

　　“逆城市化”的说法来源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后期的一个阶段，因此，用“逆城市化”来描述目前国内出现的“非转农”等现象并不准确。两者相比较，我国的“非转农”与发达国家的“逆城市化”有相似之处，但也有一定区别。相似之处在于，两者的前提都是较小的城乡差距。差别在于发达国家的“逆城市化”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病驱动下的资源逆向流动，而我国还远没到这个阶段，“非转农”还是少数，大量农民仍愿进城，只是不愿转户罢了。